讲述人：杨巍，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语专业，1996年入职武汉大学，曾于2000年受国家汉办派遣，前往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，为期两年。
千禧年
从高中开始，我就时常憧憬21世纪的壮观气象，偶尔也会想象千禧年时自己是怎样的模样。
“到2000年，我就该27了。要是我能考上北外的话，说不定就真的是一名外交官了！”那时的我很乐观。“杨巍，大学就考北外，上外也行，毕业后到外交部去。”初中时英语老师随口跟我说的一句话，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。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一切似乎在一瞬间就都揭晓了答案。
1992年，我考上了北京语言大学，读的是阿拉伯语专业。尽管是“北语”，而非“北外”，可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娃，能去首都上大学，这一字之差又能有多大的遗憾呢？只有激动与兴奋。
1996年，我又荣幸地入职武汉大学，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。
那时，对外汉语教学行业还默默无闻，我所在的单位在武大校内也完全不起眼。当被问及所属院系时，如果说的是“经管院”“计科系”，闻者必然连连点头，可当我说出“留办”两个字时，对方几乎都会愣住，一脸疑惑：“留办”是什么？“留办”的全称是“外事处留学生事务办公室”，怎么听都不是一个教学单位，所以即便我把这名字说全了，也没几个人能猜对我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2000年，千禧之年，我获得了出国任教的机会，去的是位于北非的突尼斯，任期两年。
上世纪末，由教育部派往国外任教的汉语教师人数非常少，主要从教育部直属高校中选拔，每年也就遴选一百多人，能被选上很不容易。我申请的是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岗位，当地通用阿拉伯语和法语，而我有阿拉伯语专业背景，这个确实比较稀罕，所以第一次申请就幸运地获得了外派的机会。走出国门，中学时的愿望也算部分实现了吧。
那年，我27岁，结婚才两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一门心思去争取这个赴外工作的机会，抛下亲人只身离开，是很自私的选择。而自始至终，我的妻子、父母、岳父母都给了我最无私的支持和鼓励。
小企鹅
如果能穿越回20年前，你最想带过去的一件东西是什么？我的选择是一部智能手机，或者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当然，网络必须得跟过去，那我就还能发朋友圈，还可以QQ聊天，可以刷抖音。
2000年，笨重的台式电脑在中国都还谈不上普及，所以我踏上非洲大陆时，自然是两手空空，没有电脑，更不要说手机。但是，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QQ用户，我有一个5位数的QQ号码。那时，小企鹅其实还不叫QQ，它叫OICQ。我把OICQ的安装程序存在一张3.5英寸软盘中，带到了突尼斯。我乐观地认为，有了它，即便走遍天涯都不怕。
作为非洲大陆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，突尼斯的首都给我的第一印象远好于我的预期。街道干净整洁，市民亲切友好，生活物资丰富，市内还建有轻轨，生活十分方便。所以，安顿下来后，我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只有一个：找一台能上网的电脑，把我那可爱的“小企鹅”给装上。
于是，我开始四处寻找网吧。这活儿挺累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基本上是走着去找的。突尼斯的物价真不低，为了省钱，我能不坐车就不坐车。初到异国他乡，凭着好奇心、新鲜劲儿，加上现实的需要，多走些路虽然累，但不是什么问题。最初那一两周，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跑出去转悠，一边找网吧，一边探索这座异域城市。
找到一间网吧并不难，毕竟这里每年要接待数百万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，旅游相关的基本设施都不缺。但是，要找到一台对中文友好的电脑，却似海底捞针。突尼斯没有一家网吧的任何一台电脑装的是中文版的操作系统，而且大部分电脑无法安装我带去的小企鹅程序。
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一家一家试，一台一台装，终于在市中心的一家网吧内找到了一台可用的电脑！尽管整个过程中弹出的所有窗口都显示不了汉字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乱码，但我凭着电脑菜鸟的勇气，一路试错，最终成功地让小企鹅在右下角闪烁了起来！狂喜之下，我点开妻子的头像，键入一行拼音：Beijing shijian jintian zhongwu 12:00 jian ！！！
那天夜晚，我实现了到突尼斯后与妻子的第一次网上相会。尽管看拼音比较费事，但我俩真的好开心，似有说不完的话。小企鹅跟着我们又叫又跳了三个多小时，直到夜深了才被迫下线。
狡兔得有三窟。只找到一家网吧的一台电脑可用是不够的，它不专属于你，也不确定能用多久。于是我掏出小本儿，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，将脚力所及的所有网吧中的可用机位一一记录了下来。东边不亮西边亮，得确保通讯无虞。
某天晚上，我走出网吧，夜空中飘着细雨，风已经带有寒意。与往常一样，街道上早已空无一人。夜色正浓，只有昏黄的路灯作伴。我拉了拉外套的拉链，低头快步往回走，住处在4站路之外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走着走着，眼泪竟涌了出来，猝不及防。
凤爪
赴任之前我就被告知，因为我是新增派的老师，突尼斯那边并没有前任教师留下的房子可住，需要我到任后自行租房居住。面对这个情况，我这没有外派经历的新手老师心里肯定是忐忑的：搞不好要露宿街头啊。好在经有关部门联系协调，我得以先借住在已到任的老师家中，我有两周的时间去给自己找房子。
租房倒是不难，找一家租房中介公司，委托他们去办就好。中介带着我看了三处房子，前后一周多时间就搞定了。拎包入住，并没有多少故事可讲，难忘的是那一周多的“借住生活”。
好心接纳我借住的是来自我母校的N老师，他比我提前一个多月到任，接下了前任教师留下的住房。N老师50多岁，和蔼可亲，对我友善又热情，还爱跟我说话，加上北语的这层关系，让我毫无寄人篱下之感。
住下的第二天，N老师带我去附近的菜场买菜。一路上，他跟我详细介绍了当地各种蔬菜、海鲜、牛羊肉的价格，跟北京的价格一一进行了比较：“西葫芦便宜，所以我常买西葫芦……这儿的带鱼是真新鲜！鳃都是鲜红色的，还不贵……大虾也好，手掌那么大个儿，在北京你根本吃不起……牛羊肉都太贵，我一般不买，就吃鸡肉，鸡肉便宜……”
说话间，N老师带我来到了一个卖鸡肉的摊前，他指着摊位旁的塑料桶问摊主：这个多少钱？摊主面无表情地伸出一根手指，答道：1第纳尔。N老师弯下腰，把那一桶东西全都倒进了我们带去的大袋子里。这下我看清了，那些都是剁下的鸡爪子。
“凤爪可是好东西，这里人不吃！我头两回来的时候，都不要钱，直接就给我了。看我来得多了，他们也学精了，每次都管我要1个第纳尔。”N老师很得意地跟我说。
“那还是划得来，国内可不便宜呢。”我脑子里算了算，1个突尼斯第纳尔差不多值5块人民币，这一桶有好几斤。
回到家，N老师就带着我处理这一大堆鸡爪子。要不是有这段难得的经历，这处理鸡爪子的手艺，恐怕我一辈子都没机会学。
因为我们拿回来的都是未经处理的原材料，带着硬皮，粘着不可言说的附着物，跟国内菜场或超市里出售的干干净净、白白胖胖的凤爪相比，观感上相去甚远。所以呢，整个过程只可意会，不宜细细描述。
一通有味道的操作之后，N老师将收拾好的凤爪分装成四五个袋子，放进冰箱的冷冻层。“这些够咱们吃一周了！”看着N老师开心的样子，再看看一地的狼藉，我用胳膊拭去额头的汗，长吁了一口气。
借住在N老师家的一周多时间，我们每天的菜谱基本都是西葫芦炖凤爪，外加一个青椒炒土豆丝，或者西红柿炒鸡蛋。每次开饭，N老师都要说这么一句：“西葫芦炖凤爪，这个菜好啊，蛋白质、胶质、维生素都有，又有营养又便宜，做起来也方便。”那一阵子，我特别希望N老师哪天能心血来潮，换个口味，折腾一盘卤凤爪出来。
后来，我搬去了自己租的房子，紧挨着上课的学校。再后来，N老师为了上课方便，也搬到了我的住处附近。我俩课后仍然往来密切，成了忘年交。
一位父亲
突尼斯与中国相距遥远，各领域的交流从规模上看都比较小。在突尼斯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，包括中国大使馆、中资公司、中国医疗队等各类组织机构，加在一起也不到100人。因此，通过大使馆组织的一些活动，比如国庆招待会、新年团拜会等，大家很快就建立起了联系，有些就交上了朋友。
我认识了突尼斯乒乓球队的金教练。金教练当时30多岁，说着一口沪式普通话，是世界冠军王励勤在上海队时的队友。这次，他跟突尼斯体育部签了个聘用合同，过来执教他们的乒乓球国家队。金教练也是一个人过来闯荡，所以我们时常互相走动。每次他率队出国比赛归来，都会带一些外国的啤酒、食品回来，然后叫我们这些朋友过去分享。而当他需要写训练计划或者总结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些翻译工作。
我认识了江西援突医疗队的李医生。李医生为人宽厚实在，在我们这群人中年龄最长，扮演着大哥的角色。和我一样，他也爱好打篮球，所以经常组织大家搞一些体育活动。因为有李医生在，我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心里就不慌。
我认识了广州某公司驻突办事处的小叶。小叶比我还小三岁，这么年轻就被公司派来驻外，独当一面，必有其过人之处。小叶有车，方便时就经常给我们当司机。他开车带我们去专门的屠宰场买猪肉，带我们去临时集市买适合国人口味的大米，带我们去郊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……
我认识了沈阳某公司驻突分公司的裴总。老裴和他夫人住在一栋豪宅里，院里停着两辆豪车，一看就知道这家公司在突尼斯的生意做得不小。老裴夫妇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照顾有加，经常招呼我们跟他去野外钓鱼，钓完就去他那儿打牙祭，吃完还让大包小包往回带，搞得我们都很不好意思，但心里是真开心啊！
我们这群人，机会合适时也会相约一起出游。突尼斯并不大，我们走遍了老城，在最繁华的大道上来回踱步，我们在最负盛名的蓝色小镇喝咖啡，在迦太基遗址上的斗兽场内听音乐会，我们跑到最北端的比塞大港口眺望意大利，我们也曾组团深入撒哈拉沙漠探访《星球大战》的拍摄地……
多年以后的一天，当我翻开相册，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中时，却突然发现，其中竟然没有一张N老师的照片。在突尼斯的那两年，我和N老师的交往要远多于其他人。可是，每次我们有外出游玩的计划时，N老师却总是婉言谢绝与我们同行的邀请。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。
我合上相册，忍不住打开微信，向一位相熟的北语老师打听N老师的近况。
“哦，杨老师你还不知道呀？N老师已经走了好几年了……他这一辈子太苦了……”朋友一连回了我好几条，跟我说了些N老师家里的事。看着看着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模糊了双眼。
我很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天傍晚，N老师晚饭后来到我的住处，给我送来他新收到的几份报纸。那时，每位外派老师都可以免费订阅两份国内的报刊，我跟N老师是一起商量着订的，这样可以交换着看。所以，我俩隔三差五就会互访，送个报纸，聊聊天。那天，我正要出去散步，就邀他一起。跟以往一样，N老师又推脱不去。
“我真不明白，您怎么那么不喜欢散步呢？反正这会儿也没事，就跟我一起出去走走吧。”我忍不住想说动他。
“你走得远，走的又都是石子路，费鞋。”N老师笑了笑，指着他的脚说，“不怕你笑话，我脚上这双鞋穿了有6年了，还好好儿的。爱惜点儿穿，我就不用在这儿买新鞋了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“费鞋”说，“该换鞋就换呗，又花不了多少钱。”我不解地问。
“你们年轻人讲究这个，我们年纪大了，没那必要，换个新鞋还硌脚呢。”N老师依旧笑呵呵的。
因为西葫芦和鸡爪子便宜就顿顿吃西葫芦炖鸡爪子，因为怕费鞋而不愿跟我去散步，因为舍不得花钱几乎从不与我们一同出游……这些印象叠加在一起，让我对N老师产生了一个刻板印象：极度抠门儿。甚至后来我离任回国后，在与朋友们谈起这段经历时，还把这些拿出来当段子讲，博人一笑。
听了北语的朋友跟我讲的那些N老师的事，我真有抽自己俩耳刮子的心。原来，N老师唯一的孩子有先天的缺陷，独立生活能力差。他出国前曾跟同事说：“孩子其实离不开我，但我没得选，我得抓住这个机会，毕竟出国教书能多攒下点儿钱。我这把年纪了，没别的念头了，就想着给孩子多留点儿钱，到时候我跟他妈能走得安心些。”
我很惭愧，这么多年一直以自己的浅薄去揣测一位伟大的父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