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述人：大上忠幸，来自日本。先后于1990年和1993年两次来武汉大学学习进修。曾在日本的小学及相关机构从事日语教育工作，在大东文化大学、东京福祉大学等院校担任副教授。现任创价大学、十文字学园女子大学等学校的特别讲师。

武汉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因为我曾两次来到武汉大学留学。第一次留学的时间不长，我参加的是只有一个月的短期班，第二次是为期一年的长期班。刘海芳老师是我短期班的班主任，朱德君老师是长期班的班主任。从这两位老师的身上我学到了两点：第一当然就是中文，而另外一点则是作为一位真正的教育者该有的态度。这两点，一直支持着我走入社会并坚持从事教育事业，我终生难忘！

来到武汉前，我只学了四个月中文，听力和口语都不太好。为了增强我学好中文的信心，刘海芳老师跟我说话时，总会特意选择一些符合我水平的简单词汇。上课时，刘老师也经常提一些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，让我回答。而我回答问题时，常常手舞足蹈地比划，还夹杂着很多拟声词和拟态词。每一次，刘老师都十分耐心地听着，努力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。

刘海芳老师还担任了我第二次留学期间的个人指导。有一天，刘老师在上课之前来到了我们宿舍楼，好像是要找住在我隔壁的一个学生。老师在他门口敲了好一阵子门，但是一直没有回应。我问老师有什么事，老师说因为那个学生已经缺了很长时间的课了，所以想过来跟他好好聊一聊，鼓励他回去上课，而且想给他补上他落下的课程。刘老师能够为学生做到如此地步，让我十分感动。

朱德君老师也是一位十分关心学生的好老师。朱老师担任我会话课的老师，每次会话课结束的时候，我的会话课才真正开始。这个针对我的特别的会话课，我感觉时间比大学课程要长很多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满足学生想要学习的意愿，就连周六休息日朱老师也会来学校给我们补习HSK的应试指导课。有时，朱老师还会邀请学生去她家吃饭，陪学生聊天。

与刘海芳老师的相遇，最终让我立志成为一名外语老师。与朱德君老师的相遇，则让我明白了对于一名老师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。正是因为两位恩师，我成为了一名外语老师并考取了研究生，做着与她们一样的工作。

留学结束后，我也多次回到我的第二故乡——武汉，看望两位老师，继续接受老师的教诲。每次她们脸上都带着和我留学时一样的微笑，与我闲话家常。每次聊到我想要成为外语老师的梦想时，她们都开心地聆听我的想法，并为我加油鼓劲。正是因为两位老师的鼓励，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但我最终还是在语言教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。现在，我和两位恩师一样，活跃在教育的第一线，从事着教赴日留学生日语，教日本人中文的工作。两位恩师也为我感到高兴。

我的妻子也有在中国任教的经历，她去过中国两次，前后呆了两年。我们育有两个小孩，大的9岁，小的6岁。我俩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说中日两国语言，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将中国的图书用中、日两国语言读给孩子们听。现在他们俩都爱中国，都爱武汉。

我常常教育孩子，在武汉人面前，一定要说“wo si erbenren！”这是我留学时学过的句子。当时的武汉，外国人还不是太多。每次遇到我，人们都会问:“你是哪个国家的？”我常常一边带着笑脸，一边用手比划出“二”的手势，模仿武汉人的口音，活力满满地回答说“wo si erbenren！”可能写成中文就是“我是二本人”。每当我这么回答，当地人就会哄堂大笑起来，然后对着我竖起大拇指，甚至会感叹一句：“你的武汉话不错！”

受武汉方言的影响，有些武汉人即使在说普通话时也可能把日本读作“erben”，和“二本”的发音近似。巧合的是，在日语中，“日本”和“二本”的发音真的是一样的，“日本人”日语念ni hon jin，“二本人”日语也念ni hon jin。有人说，这么叫是因为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，把“日本”读作“二本”少不了带有一些憎恶的意味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愿意在面对武汉人的时候称自己为“二本人”。

在日本工作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起在武汉大学学习的情景，想起我的中国恩师，想起朱老师，还有已经离开我们的刘老师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们。我一定将和两位老师一起，在这条教育的道路上，带着代表和平和胜利的V字（跟“二本人”的“二”一样）手势，带着笑脸，努力培育人才，绝不辜负她们！